我从事中国画研究和创作已三十多年了。在这当中，创作之余，我写有超过20万字的画论文章以及三千多首新古体诗。我认为中国的画家不可不研读画论，不可不精通书法，不可不吟赏诗词。这是由中国绘画这一特殊的画种特点决定的。因为中国的绘画本身是一种哲学艺术。画意与诗情文思密不可分，更与特有的东方哲学思想密不可分。

　　千百年来，中国人感知和把握世界的整体意识贯穿中国文化发展几千年始终的基本形态是诗书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不应该忘记和偏离的太远的东西，即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和外来文化影响强烈的当今社会。中国人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轻易地摒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我认为不应该将科学理性视为人类从混沌走向光明的唯一方法，而应对直感的、非理性判断的以中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东方哲学给予特别的关注。这种哲学所蕴含的实质本身就是一种自在之物，一种极自然的类似水波纹一样的自然之物，其非凡意义在于它们的睿智本身而独立存在的，它的高华与它的平凡一样。它的发展过程与文学和哲学同步。

　　像古希腊的建筑一样，中国的绘画是法理并重的，它不仅仅是继承问题，而在理论上远远比西方的文化更加高深。东方文化终极追求便是天人合一的理论，这恰恰与现代西方所提出的环保理论相吻合。而中国先古哲人是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而且已经很成熟，已成体系的理论。记得我在二十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阐述了一个“美”就是“协调”的艺术观点。我认为一切艺术形式所追求的美的效果，无不体现在协调的效果上。东方人深知宇宙的一切存在于至大无涯的和谐之中，这是一种最伟大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融洽无缝的天成关系。所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社会艺术不应该弥漫着虚伪和泼皮，真正的和谐是倡导了解、宽容和谦让，来源于心宁气静、气清如兰的沟通，应崇尚一种纯粹和高尚。面对社会生活和艺术变得世俗化的趋势，真正的精英文化必须立足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和提升一种叫做“贵族精神”的高雅东西。艺术家的精神层次是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同样欣赏者的精神层次、精神境界也是欣赏的先决条件。缺少这种和谐和自然之大美的深刻感和合理性，“娱乐”便会成为“愚乐”。在这里，一种傲岸、一种贵族态度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也是必须的。一种“众帆浮南下，吾自逆舟行”(这是我自己的诗)的个性行为是必须的，否则泛滥于中国大地的平庸潮水就会淹没掉智者的灵性和才情。

　　与西方古典艺术家有所不同，中国的画家强调的是物我如一的过程中“我”的重要性，尤其强调直抒胸臆的快感，寻本溯源此种艺术的非凡魅力，来源于其艺术语言的痛快淋漓和自信，中国画是即兴神驰的产物。画家傅抱石说过：“中国绘画原本是兴奋的，用不着添加任何的调剂”。中国唐代的画圣吴道子，他的绘画有三个特点，第一，“下笔直取，如有神助”“笔才一二，象已应焉”;这是唐代人对他的评价。就是不需要用炭笔打稿和修改，直接用毛笔蘸墨作画，笔法极尽简练。第二是“如灯取影，不差毫厘”;说他下笔分毫不差，造型奇准。他一口气可以画很多的人物，动作表情各不相同，极其生动，有“吴带当风”之称。第三就是“当众挥毫，下笔如飞”。苏东坡评价他是“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是千百年来中国画家再也没有达到过的、再也未能超越的至高的境界和技能。吴道子“古今独步”的最大魅力，就是善于运用极其简练的线条，表现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张彦远评价吴道子的画“神假天造，英灵不穷”。在中国的诗书画领域中，包涵着本身就具有极高审美意义的高难度技能，即可以将人物内心情感通过眼神表现出来，感染读者，同时，又将中国画畅神和怡情地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之中真正的大家总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当然这需要经历长期的潜心苦练，这属于大手笔和大创造。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本人在这条艺术道路上苦苦地探索了几十年，略有感悟。

　　近年许多包括西方的哲学家和学者在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从东方的哲学艺术中发现了精神上更高深的境界和追求。中国历代隐退山林的、回归大自然的隐逸高士，他们的身上隐藏着高深的精神追求，这是我们高度的物质文明之后应该探索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画这一方面的人物题材的原因。

　　在艺术上，像梵高、毕加索、高更等众多的西方艺术大师，还有现代的西方艺术大师，他们都从东方的绘画中得到过启示，他们发出了“真正的艺术在东方”这样的感叹，这也是梵高的名言。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国人往往当局者迷的真理，就是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将是中国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