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艺术家是真诚的、是透明的，是发自内心于艺术创作过程的。他与虚伪无缘，而这些本应的事物，又似乎难以对应现实。就从尊重所表现的客观物象而言，“物”“我”之关系，古往今来，应物象形，神从形来，形和神是无法分开的，即便是有所变形与夸张，但其法度必是不可无矩。当然，我们必须反对单一的求形似，因为形是为神韵服务的，但不讲形，何来神韵。当下西方抽象现代绘画早已感觉到自己的无归宿感，而发出“真正的艺术在东方”的肺腑感叹!

　　中国传统画论中对于物象与自我的关系问题阐述已经很精深了。众所周知，绘画是从画家对客观事物的描绘开始的，因而在创作上首先碰到的即是“物”与“我”的关系问题。最早提到绘画创作过程中物我关系的是东晋顾恺之，他首先提出了“物”“我”之说，他最著名的是“迁想妙得”这句话。“迁想”是指画家在构思的时候，必须迁移自己的思想，深入精微地认识客观世界，才能有所“妙得”，创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唐代张璪把顾恺之的创作思想具体化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本指大自然，引申开去就是一切客观的现实生活;“心源”是指画家的内心活动，包括观察体验、提炼加工，以及思想感情的表达等。这就是说绘画创作要以自然为根据，以生活为源泉，并通过艺术家的思考、熔铸、再造，继而表现到画面上来。其实不仅仅是绘画艺术，而是任何艺术形式。这是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规律，它把作为描绘对象的客观物象，与画家主观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创作的作品才是可以表现出画家感情色彩与鲜明个性的具有感人力量的艺术形象。

　　千百年来，中国画大师们便是遵循顾恺之、张璪提出的创作方法，进行艺术创作并加以发展的。北宋范宽说：“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这就更加突出了画家的主观世界的活动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苏轼赞美文同画竹是“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指出画家只有进入物我交融的创作境界，才能使自己的作品神完气足，出神入化。清代石涛对此观点的理解则更为深刻，他把自己一生的创作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五十年前是“山川脱胎于予”，只知忠实地描绘山川形貌，为山川“代言”;五十年后是“予脱胎于山川”，重视注情于山川，于是“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进入物我皆忘的化境。本人对此亦是深有体会，我虽刚人生过半，但由于年龄已有四十多年矣，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二十年是忠于物象，为人物“代言”;后二十年则更重视被表现者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渐有物我两忘的感觉。这种主客观的高度统一，正是我对石涛绘画艺术的精髓的理解，也是中国画创作上的重要特色。

　　在绘画创作上，中国的艺术家除了要正确地解决主客观的关系以外，还有一个如何表现对象的问题。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表现，而不是描绘，真正的艺术家最感兴趣的是表现，传统画论在这方面有极其丰富的论述。

　　首先是形似与神似的问题。中国画以人物画发达最早，画人物首先碰到的是画得像不像的问题，这便出现了不同的艺术主张，观点也是在其后。早期画论中不少主张形似论。南齐谢赫的“六法”中，就以“应物象形”作为评画的一条标准。再有宗炳的《画山水序》中也提出“以形写形，以色貌(描写)色”的主张。还有唐白居易说：“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宋韩琦同样也认为“观画为术，惟逼真而已”。不难看出，这些都是注重艺术真实的推崇者，对于形似的重要性极其关注，是出自真实客观的态度的。当然，片面强调形似，显然是不全面的，所以有人认为求形似之外，还应追求神似。

　　读画论后还发现，在汉代，刘安在《淮南子》中曾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说(悦)，规(圆睁)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主宰)形者亡(无)焉。”这里说的“君形者”，是指人物的内在精神，没有内在精神的形体，是不会感人的。这大概是神似论的肇始。东晋顾恺之明确提出“以形写神”的主张，他把“传神写照”作为人物画的最高境界，与山水、花鸟、动物等题材绘画不同，人物的“传神”是极其难的，难就难在人是有思想的，除肢体动作外，人物的神来自于五官，五官中的神来自于眼。而中国画的传神的主张，恰恰本是出自于人物画，后来才扩展到其他画科。随着“迁想妙得”、“传神阿堵”等写神的主张，古典画论中相继出现了“神”、“心”、“意”、“韵”、“气”、“真”等表现人物画传神写照的注词，随后又出现了“气韵”、“神韵”、“神气”、“生气”、“生韵”、“生意”、“意趣”、“天趣”等表现生动传神的词语，可以帮助我们后人理解关于神似论的绘画理论观点，它是艺术家对绘画艺术向着高华的方向发展的产物，它是绘画大家与小家的本质区别。

　　众所周知，神似比形似难得多，而形神兼备则最难。追求艺术上的神似，决不能丢掉形似，否则将产生极不良的后果。研究中国绘画史，便会发现在文人画兴起的初期，曾出现过“不求形似，只求神韵”的艺术主张，早在宋代，苏轼就提出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的观点，元代时倪云林主张：“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与自娱耳”，明代时徐渭提出：“不求形似求生韵”。这些被不求形似者津津乐道的语论无形中滋长了忽视艺术造型的客观与真实，更为艺术之庸者所广泛盗用，作为轻视其基本功训练、艺术上急功近利的理论基础。研究中不难发现，后世的不少画论中解释了以上的那些观点，其真意并非不要形似，而是强调了形与神的辩证关系，反对一味刻板地强调形似，主张神似的重要性更多些罢了。如明代王绂对苏轼等人的“不求形似”这种命题上的错误做了纠正，他说：“古人所云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对于中国古典绘画理论中辩证的观点，我们必须以辩证的理解，切不可教条化、刻板化，关于神似论的理解，王绂的提出的观点无疑是客观正确的观点，也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