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人物画自树一帜，与曹、吴二体无关。《图画见闻志》说他“笔纵雅壮”；《画鉴》则称他“笔意清润”。二说风格不一，可能两位作者所见的王维遗品有限而且不同，遂各有结论。从历代著述当中，可以发现王维的人物画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是保持魏晋以来的人物画传统，注重传神，自然生动。《梦溪笔谈》说《黄梅出山图》所画弘忍，慧能二人“气运神检，皆如其为人。读二人事迹，还观所画，可以想见其人”。《后村集》叙述《渡水罗汉》残本中的三位罗汉说：“世画渡水僧，或乘龙，或履龟鼋，类多诡怪恍惚，不近人情。今最后一僧，先登于岸，虽目视云际孤鹤，然脱衣在磐石上，欠伸垂足，若休其劳苦者。前一僧未渡，才数寸浅水，而中一僧乃倒锡杖以援之。三僧者皆至人大士，而涉川之际，谨重如彭祖之观井，曷尝以芦渡怀渡为神哉？呜呼，此固非摩诘不能作欤。”
　　二是不拘于形似。《寓意编》从《济南伏生像》发现“古人之坐，以两膝着地，未尝箕股，而秦汉之书，当用竹简，今像乃箕股而坐，凭几伸卷”，和秦汉时的坐姿习惯以及书卷尚无纸张的历史不合。不过他听说王维曾经画过雪中芭蕉，那是不合时令的，大概与这幅伏生像相类似，都是“不必拘于形似者”。现代学者把王维画雪中芭蕉说成是“浪漫主义”，用西方艺术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艺术，难中肯綮。王维这样画，乃是禅理在绘画中的反映，不拘于形似，就是不著相，这一点很重要。不拘形似是文人画的主要特征之一，王维之所以被尊为文人画祖，就是开创此一特征，这也是他的伟大贡献之一。
　　现代已难见到可靠的王维真迹，今藏日本大阪美术馆的《伏生授经图》，是传为王维所作的惟一一幅人物画，绢本设色，无款，高49cm，宽28cm。卷首有南宋高宗题的《王维写济南伏生》，并钤有“宣和中秘”等印，就是《宣和画谱》所说的《写济南伏生像》和《宋中兴馆阁储藏》、《寓意编》等著录记载的《济南伏生图（或像）》，流传有绪，应尚可信，但现代学术界看法不一。画中伏生形容苍老枯瘦，肌肉松驰多皱纹，无力地倚伏几案，但精神专注而矍铄，能表现九十高龄儒生的形神。线条如《画鉴》所说的“清润”，既不是阎立本的铁线描，更不是吴道子的兰叶描，比较接近顾恺之的游丝描而笔力过之，所以说它“雅壮”也行，不像吴的阳刚壮美，而是阴柔雅韵。
　　阴柔不是无力，它是柔中有刚，绵里裹针，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孔子说“温柔敦厚诗之旨”，老子说“柔弱胜刚强”，禅学的“忍”也蕴藏含蓄内美，如此就共同构成中国精英文化的一种特色，深刻反映在文人士大夫的文学艺术里，文人画概莫能外，而王维正是首席代表。但含蓄内美主要得自后天修养，人的先天中本有阳刚之性，因此阴阳二美并行不悖，王维与吴道子恰好代表两类典型。吴与裴旻舞剑同气概，王则有《郁轮袍》琵琶曲的韵味，各自体现在画中，遂成审美之阴阳两极，只是王维的人物画不足以为代表，山水画才行。
　　吴道子以人物画为主，山水画为辅，王维正好相反。新旧唐书和《历代名画记》都不记载他会人物画，《唐朝名画录》虽提到他画孟浩然，但也是以山水松石评他为“妙品上”的。《宣和画谱》把王维摆在山水门类，哪怕御藏他的126件作品，有73件是人物画，占了一大半，也是不提他的人物画，只说他“尤精山水”。只有《图画见闻志》和《画鉴》，才记载王维也善画人物。
　　可能在唐代，王维的人物画未被看好，这应与艺术水平有关。唐代是人物画的黄金时代，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周昉等大师辈出，蜚声当世，垂范后学。王维和他们相比，明显存在差距，以故史书讳言他的人物画，这应该也出自为贤者讳的用心。以此推测，现存《伏生授经图》就更可能是真品。今人怀疑它的可靠性，除了没有王维自己的题记外，还因为此画实际水平不像历代文献说的那么好。唐代批评家不说王维的人物画，而后世文人好评有加，大多是慕其高名，难免有溢美之处。因此，如果只是由于现存《伏生授经图》画得不够好，就不敢相信它是真品，倒不成其理由。
　　王维的道释人物与历史人物，肖像人物等人物画题材的绘画，其艺术造诣，正如《图画见闻志》所称的“体涉古今”，这是对他的人物画之总概括。我们中国水墨现代人物画家，如果不研究王维，是不敢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