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在众多好友的观赏之下，即席挥毫创作。识者共知，在没有观者的情况下，我是无法画出满意的作品来的。这已经成为了我个人的一个创作风格。电视台曾录制下了我作画时的情景，连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众人都不禁热烈地鼓起掌来，不免让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妙趣之意，只见荧屏上的我屏息静气，双目微眯，片刻之后放笔直取、运笔生风，一任奔纵的激情感怀流淌在腕底作雄健运行。不久,一幅《钟馗神勇图》创作完成了。

　　就大多数电视机前的观众而言，喜欢我的画是从我的八仙、钟馗开始的。好多朋友一时叫不出我的名字，但却记住了我画的八仙和钟馗，以至不少人干脆就叫我做“画八仙的”或“画钟馗的”。一时记不住画家的名字，却忘不了其作品名称，这对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画家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荣幸?每一个皈仰艺术的画家都会以脸上漾动的微笑证明了这一点。反过来说，如果人们只是在传媒的不断炒作中，记住了某个“艺术家”的名字，却不能将他与其创作的作品联系起来，这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恐怕是一种难言的悲哀。

　　我画钟馗，完全是出于对传统的认知和承续之意，且面对复杂纷乱的云云现实，眼前所见所触的一切，总有一种需要找一物像寄托来宣泄和呐喊，民族传统中无论是达官还是平民均对钟馗有着一种寄情感念之情怀，就像包拯包青天亦是如此。千百年来国人已经耳熟能详地述论该公，我从小就在大人们的讲古中听到这个名字，回到京津老家也到处在家乡民居大门前或堂居内看到各式各样的钟馗门神的造型，长大些后便不断在中国古典画史、画论中察觉到历史上中国画家对该公的钟情。这使我愈来愈喜爱起该公来。每每和朋友聚会，兴致正浓时便会在友人的期盼下挥毫起笔，一染钟馗之雅意，或神威，或品茗，或骑骥，或醉卧，或挥剑，或除妖，或引福，总能使心境一片畅快淋漓。

　　钟馗。古作“终葵”，最早见于《左传》，汉代“椎”谓之“终葵”，见于郑玄《考工记注》及许慎《说文•木部》，意谓无与于劾鬼也。其用以辟邪者，则自沈括《梦溪笔谈》称吴道子画钟馗始。其后，钟馗便成了一个历代巨擘大师到民间画工都喜欢描绘的古老题材，五代石格、元代王蒙直至近现代画家都是画钟馗的高手巨擘，唐吴道子画趋殿钟馗;张渥有执刀钟馗;五代牟之德有钟馗挚鬼图;宋石格有钟馗小妹图;孙如微有雪中钟馗;李公麟有钟馗嫁妹图;梁楷有钟馗策骞图;马和之有松下读书钟馗;元王蒙有寒林钟馗;明钱毂有钟馗移家图;清金楚有醉钟馗;郭诩有钟馗杂戏图;陈洪授有钟馗元夕夜游图;任伯年有朱砂钟馗擒妖图;徐悲鸿有执剑钟馗，等等，举不胜举，令人惊叹中国的画家与钟馗的缘分之深了。

　　但在他们的笔下，钟馗的形象极丑且凶，他们总是以一个小鬼“刳其目，然后掰手而啖之”的凶恶大鬼的狰狞面目出现。这种路向，一直到徐悲鸿笔下才略有改观。本人对这一位历代画家所钟爱的古老题材，以泼墨出之，以极其随意、信手涂来的笔法，从形貌到神情，都作了大异昔贤、独具匠心的艺术改造。我将阴森可怖的“鬼”“内圣外王”赋予了具体的人文内涵，有血有肉，有爱有憎，追求一种扶正驱邪、雅趣威严，又可敬可亲、平和贤化，此举取得了我本人也未料及的艺术效果。至此，我笔下之钟馗不仅成为一个驱除邪魔、匡扶正义的标志象征，也成为本人艺术世界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我从二十五、六岁开始，便痴情致力于描写钟馗，早在一九九一年，我曾一口气画了一百个神情态貌完全各异动作姿态各有不同的钟馗长卷，在广州交易会展览期间，被日本友人购买收藏。识者好友不仅普遍接受和喜爱本人所画之钟馗，在台湾还有不少收藏者将本人的钟馗画作放在车坐上、寓所里，作为驱邪保平安的圣祥之物来收藏。钟馗，给我的艺术道路带来的不仅是腾誉声华，也给了我恒久的艺术生命。